残酷景观与虚幻花朵评第七天的底层叙事与彼岸

在余华的《第七天》之中，他拼贴新闻般的现实叙事与虚无失根的彼岸关怀，似乎丧失了艺术家本人的那种“试图以一个句子终结一个事物”的语言锐气，失去了伟大作家应有的担当品格。拼贴新闻般的底层叙事，是一种对当代中国转型期复杂现实的残酷“景观”式展示，而缺乏对广阔现实的深入挖掘与底层丰富灵魂的不息探索。

若我们以伟大作家的标准来要求余华，便不难看到他在新闻改编的叙事转型之中美学品质的流失：托翁与陀氏的巨作也大多取材于俄国的新闻事件，但他们并未喋喋不休地罗列当时沙俄的新闻景观，而是以巨笔深入挖掘当时的社会现实与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的丰富灵魂，揭示出当时俄国的社会不公，在人性卑污中拷问出神性的洁白来。

然而，《第七天》一书中关于“底层”的想象无疑狭窄贫瘠，缺乏对“底层”的灵魂的深入挖掘，而流于渲染黑暗。杨飞与李青的爱情故事，其内核是扁平化、模式化的“地位低下的男青年与‘女神’”的都市神话与“底层想象”，虽然破灭却又更像是想象泡沫的不攻自破：“女神”们总是会爱上卑微的男青年，而“爱情”却又总会被消费主义所俘虏，断裂在此岸的庸俗之中。李青对杨飞的放弃，竟源于一场飞机上的与富人的邂逅，逃离得过于轻易与唐突。余华选择了让一位卑微的男青年与“女神”成功结合，体现了他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对善良、真诚力量的相信，但他又以一种简化的笔法将这份爱情放逐于市侩之中，没有写出底层对爱情的顽强追求与坚定信念，这又体现了余华缺乏一种坚实的写作勇气。与此相比，伍超与鼠妹的爱情故事，则写得更为真切详实，更能打动人心。“过度的苦难是对生活可能性的简化”(谢有顺语)，毕竟苦难只是一枚硬币的一面，而不仅仅是全部。生活是复杂的，除了苦难、愤怒、悲痛之外，还有欢乐、激动、惊奇……作家的“席勒化”观念，往往容易将底层的欢乐与独特伦理简化，忽视了那些深沉的人心之微、真诚的人性之光。

而其次，在“底层”叙事铺陈了此岸的残酷景观之后，不幸渊薮背后的更深更幽暗处也并未被完全揭橥。著名批评家张定浩写道：“《第七天》里对近两三年内社会新闻的大面积移植采用，已几乎等同于微博大 V 顺手为之的转播和改编。”诚然，书中以“亡灵视角”串起了不少甚嚣尘上的新闻事件：杭州卖肾车间案；杨佳袭警案；济宁丢弃死婴事件；佘祥林杀妻冤案……以及不少“当代”的意象：网络围观、iphone4s等等……但当这些症候性的病症被以“荒诞”的笔法移植到文本之中，光滑的文笔却呈现出一种精致的平庸，对底层灵魂的深入挖掘却无声缺席，对社会病理背后的权力结构剖析也可称流于表面，反而遮蔽了“现实”的更深处。“轻写实”(程光炜语)的态度将深重的苦难化为“荒诞”，但更为深层的社会症候却被放逐。

在铺陈了此岸世界的残酷景观后，小说的价值旨归也流于虚幻的、麻醉性的彼岸关怀。小说想象了一个温情脉脉、虚幻美好的、乌托邦般的彼岸世界——“死无葬身之地”，“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不得不指出，这种想象的价值旨归并不是真正的宗教精神。十九世纪的伟大俄国小说家也曾力图挖掘人性中的神性之光——但这种“神性”的实质是在此岸世界历经乃至“担荷尘世”的深重苦难之中试炼与洗礼出本体的高尚灵魂，是崇高精神的昭示，诚如《复活》中的卡秋莎?玛斯洛娃、《罪与罚》中最后得以救赎的拉斯柯尔尼科夫。而《第七天》中的死无葬身之地，却是一种对彼岸的虚幻想象，流于一种失根的价值虚无，并非真正的“神性之光”。

再之，即便这种想象何其美好，但这种价值指向只是“虚幻的花朵”而并非“新鲜的花朵”。卡尔?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道：“对宗教的批判是一切批判的前提……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批判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们依旧带上这些没有任何乐趣任何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小说家停留在了对此岸世界残酷景观的拼贴式展示，由于缺乏深入的现实挖掘与灵魂探索，最终的价值旨归沦为了对彼岸世界的美好幻想。与宗教批判-现实批判的路径截然不同的是，小说家放弃了去采摘“新鲜的花朵”而选择去采摘“虚幻的花朵”，由“现实批判”遁入了“宗教幻想”。

文章来源：《新闻大学》 网址: http://www.xwdxzz.cn/qikandaodu/2021/0305/9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