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与新闻应保持一步之遥

随着大众传媒的快速发展，新闻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因为其传播范围的广泛性与事件报道的及时性，对文学话语尤其是小说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对小说的创作有着或深或浅的渗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某些小说的题材内容、话语表征、叙事结构和审美趣味，使得文学作品与新闻的距离越来越近，某些小说呈现了明显的“新闻化”倾向。

文学与新闻的距离过近，会有丧失自身特质的危险。很多作家为了保持文学创作的纯洁性，主张文学要与新闻保持一定的距离，认为“文学一旦过分依赖新闻传媒或者被其控制，就必然要以文学特性的丧失，作家自我的丧失为代价。[1]”

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就敏锐地洞察到新闻对于小说或讲故事艺术的威胁，并将它的兴起视为叙事艺术衰竭的开端。“不论新闻报道的源头是多么久远，在此之前，它从来不曾对史诗的形式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但现在它却真的产生了这样的影响。事实证明，它和小说一样，都是故事艺术面对的陌生力量，但它更具威胁；而且它也给小说带来了危机。[2]”

的确，近年来很多作家主动靠近媒体，利用新闻传媒炒作、曝光，无论是正面的采访还是负面的风波都来之不拒。当作家们走出书斋，放下纸笔，在各大媒体、活动上频频亮相时，作家的身份似乎已经不再重要，他们都成为了新闻界人士，作品还尚未被读者记住，他们的人设已经先树立起来了。看着很多平庸的作品被炒作成为畅销书，通过卖情怀、卖文艺获得了巨大利益，更多的作家也受到了影响去追随前者。如此这般，创作与新闻的距离越来越近，文学却被日益边缘化了。

余华的小说《第七天》融入大量社会新闻的做法就遭到了质疑。小说中，作者虚构了一个刚去世的死者“我”—杨飞，以第一视角叙述其游历经历，将暴力拆迁、餐馆失火爆炸、官员腐败、暴力执法、城市“蝼蚁”的悲惨生活、黑暗的地下卖肾交易等等社会新闻事件串联起来。记者式的叙述视角，宛若新闻报道的记叙，确实带来了叙事的自由与便利，方便人称的转换，叙事时空的变迁，但却降低了小说的美感，容易给读者带来混乱。

书写城市文学时，作家们选择社会新闻作为素材是一种常态，余华曾对记者坦言自己对生活经验的认识，大部分来源于报纸、网站的社会新闻或者朋友的道听途说，这些所谓的“二手现实”构成了他小说写作的基础。[3]新闻来源于生活，是真实的社会生活的反映，但是作家如果因为极力追求所谓的“真实”而靠近新闻，可能会导致没办法深度挖掘社会的内部，流于表面。

但文学的新闻化也不能断然的说是文学的堕落与个性的丧失，它是市场经济大潮下利益追逐的必然趋势。文学创作并非应该远离新闻，而是要保持恰当的距离，选择更好的表现方式进入文本。同样一个新闻被呈现的方式不同，文学效果也会大相径庭。

作者在创作时应注意新闻的话语风格对小说文本的影响，不能单纯地用新闻语言来替换小说的个性语言，否则会很生硬。新闻话语是为了让读者获取信息，而小说语言则是为了让读者触动内心，这就必然要经过艺术的加工，才能达到目的。《第七天》的语言被人诟病，或许就是因为太像新闻报道。

在衡量两者的距离时，一定要注意小说在逻辑上的自洽。新闻之所以成为新闻，一定是生活中比较少见、比较荒诞的事情，才会受到广泛的关注，引发大众的哗然，但是这样的事件发生是小概率的，若在小说中集中把许多社会新闻都安放在一个人物或是一个家庭上，就显得不符合文学逻辑。

比如在盛可以的小说《野蛮生长》中就有这样的问题，小说的叙述者李小寒是家族的第三代女性，小说后半部分书写到近些年，她的家庭接连遭受了一系列的重创，作者意图将家庭的悲惨命运和社会的黑暗不公相关联，引发深刻的反省，她设置了一系列的悲剧，如李夏至参与学生运动年轻陨落、刘一花因爱情被杀害分尸、刘一草跳楼身亡、刘芝麻失手杀死城管被判死刑等，家族中的人物命运大多坎坷悲惨，对新闻有所关注的读者都会发现，这些事件都能从近年的社会新闻中找到原型，如严打、劳教、计划生育、非典等，作者这些事件全部发生在一个家族中，巧合的让人觉得失真，与小说前部分用冷峻残酷的语言描写家族历史的悲剧的感受截然不同。虽然也通过描写多个悲剧，控诉了农村传统价值观的颠覆与丢失以及生长在城乡二元格局下对人心灵的煎熬，但读起来总有一种作者为了悲剧而悲的刻意。

文章来源：《新闻大学》 网址: http://www.xwdxzz.cn/qikandaodu/2021/0305/935.html